昭通市关工委铸魂育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重庆事件表明上述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

很显然，未按法定立法程序通过的文件绝然不能视为法律，更不能视同法律执行之很显然，未按法定立法程序通过的文件绝然不能视为法律，更不能视同法律执行之。

在此制度创设与再造的过程中应注意： 1、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尊重是核心。劳教的制度之恶首先表现在其对法制的破坏上。二者都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后由国务院出台的，根据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般法律的立法程序中是没有此类国务院制定、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实施的程序设置，依法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生效的法律文件只限于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在人大闭会期间的调整、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国际条约和协定等事项。也正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西方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较量中促生了保安处分理论和制度。行政法规无权创设限制自由的处罚，行政命令或行政措施自不待言。

劳教制度的实施在不间断地撕咬着人们并不牢固的法治观，侵蚀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成为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现实注脚。3、服务是制度建设和实施的主导理念。而事实上那一时期所指的人权，更多是针对吃人的儒家礼教所言，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解放。

因此需要在了解西方人权制度的基础上又十分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的人们，推动中国与世界进行更有效的人权交流，回应世界上占据人权讨论中的各国的声音，为中国赢得一个更为正面的发展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权发展的一大历史转折点，战争中人性的残忍暴戾骇人听闻，然而对于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行为人们却束手无策。我还记得，法院并不是没有危机的，一些国家的政府批评法院过度司法能动，干涉了国内司法主权，面对这些施加在法官身上的压力，一位法官如是说：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这个法院的设立，是意图独立于政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我们不应当妥协。后来去欧洲人权法院实习，对人权的认识就慢慢丰富、深刻了起来。

记得有一次和部门里我的负责人吃午饭时，她和另一个西班牙律师讨论到新近发生的，西班牙一个很著名的法官被纳粹组织起诉的事件。战争留下了惊骇和伤痛，西方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团结起来防范未来人权灾难的重要性。

即便不然，我们自己给人权一个善良美好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可？因为这个名字由人而起、关切着人，再没有比这个更能承载我们面对一切非正义而发出有尊严的呼喊的词了。这些案件，虽都统络到人权之下，但事实上分属宪法、刑法、民法等不同部门，而案件本身的国际性和争议性以及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也会给这些部门的学者提供极好的学术资源。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或许是迂腐的、几近偏执的唐吉可德式的幻想，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绝不屈服的理想主义，留给我们信心和感动，爱和希望。自古我们就有以德服人的说法，我想这对于现今国际社会也是适用的。

虽然，现实的情形是，人权被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化、功利化的色彩，以致于某种程度上我们将它理解为西方给中国的脖子上加设的锁链。若少年都能坚守一份超越自身功利计较的人本价值，那国家不用言崛起而会自然地崛起，而且是一种受到尊重的伟大的崛起。人权自启蒙时期明确被提出以来，在内涵和功能上其实发生过许多的微妙变化。这并不是说，欧洲的或西方的人权保护制度是完美的，它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它给人的启示确是丰富的。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为我们无与伦比的文化所吸引，却也不能让现实的中国获得客观真实的认知。但如果说本文有正题，那便是以心换心，希望就人权以及扩展开来的一些思考，能够真正触及到一些人。

而残酷的现实，也压迫着年轻的我们，让我们在许多时候无可奈何地选择现实主义的人生路径。我记得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也记得我当时异常痛苦：在回答他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我深深感受到跨文化背景下获得全面中肯的了解的巨大困难，因此热切想将一个完整的中国向他解释清楚，而同时，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也让我自己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产生了一种无从解释的无力乃至绝望。

为此，他联系到我，并就相关研究内容对我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虽然这样说很可能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乃至警觉，但我当时的意思在于，人最基本的尊严、价值，是全人类都应当坚守而不应当受到国家或种族的限制的。人权应当建立在这样一种精神乃至信仰之上，也应当这样来被理解。虽然我自己现在的博士论文选题或许更偏重法哲学讨论而不主要着眼于人权本身，但我想自己会持续地关注这一领域，并计划在时机成熟之时做一个关于中国人权的调研项目，发出一个中国学者独立真实的声音，以期能向世界公布。在我看来，抛却政府本身的问题，中国现在摆出一副老成世故的态度来面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询问，某种程度上，是在无法被了解的无奈之下的对真正的沟通的放弃。我的负责人感慨道，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的、许多人也自以为人类收获了爱和和平，然而事实是，人类至今没有收获任何东西，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危机乃至罪恶。

然而，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股难言的心酸。在集体心理或集体情感上，中国与西方都有太多的不同。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心目中，人权似乎更多意味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站起。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案则是关于二战中枪杀私自跨越柏林墙的平民的合法性问题，引起过全世界的关注。

我似乎又离题了，但其实我一直在正题上：人本精神，应该一直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学习人权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如果市侩人物想要嘲笑，那就让他们嘲笑去吧。

例如一个著名的案件——Al-skeini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便涉及英国加入的在伊拉克的战争中杀害的平民，争议围绕着欧洲人权法院公约第二条所保护的生命权而展开。在聊天的过程中，她给我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她的一个好朋友，曾经同样抱着满腔对中国的热爱来到北大学习，然而，一年以后，他带着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回到了日本。在欧洲人权法院实习的同时他一边在帮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atham House）做关于中国及人权的一个研究项目。于此我是十分惊愕的：我没有想到纳粹组织依然存在并如此积极地活动着，也没有想到西班牙的刑事诉讼制度如此奇特：对于这一场起诉检察院是持反对意见的，然而在本国诉讼制度下纳粹组织依然成功让案件得到了受理并且还进行了开庭。

说话的语调丝毫不带优越感，全然是平等安详的柔和。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将国家重任担于肩是自命不凡的，然而这种自命不凡恰恰为我们应当所保有：国家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只在少数的政客手里。

在日本3.11地震后，他身旁是一片高兴乃至欢腾的声音，称这是天意，这些声音，恰恰来自他平日里相亲相爱的同学和朋友。在他们身上，我总是能学到很多，相信若接触人权领域和其中的工作者们，其他同学们也会有相似的感受。

即便从文化上讲，中国文化一直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强调义务、政府与人民之间微妙的家父关怀关系，也其实还影响着整体的民众思维以及政治和法律实践，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梁漱溟先生这样的思想者会认为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对中国是作用不大的。超越国界的人权保护制度开始迅速发展，国际人权法也成为一个重要法律分支。

但是，在种种的思虑之下，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学习人权对于青年学生来说绝对是好的。以上在一种散乱的方式下叙述的，是我所认为的接触人权知识的理由：不论我们是否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哪怕是从商，如果我们心中怀有人文关怀，愿意扩大自己的视野、更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同时给自己正在学习或研究的专业带来启发和灵感，那么选择人权的课程是绝对有益的。我更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愧疚：难道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支使下，我们竟真的丢失了最基本的同情之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吗？历史和现实、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每个有是非正义观的人都应当可以作出区分，更重要的是，即便不懂历史不懂现实，当一个没有伤害过自己也没有犯过大错的人遇到灾难时，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也不会让自己为此欢喜。保护我们心中的人本精神——这也是我最想发出的呐喊。

另外一些案件，则不是涉及基于人之永恒的问题，比如生命权。某种程度上，人权概念本身，也受到李泽厚老师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的背景界定。

不倚赖外物，坚定地相信人的心灵中有着善的种子，因而便执著地愿意去浇灌、唤醒那颗种子，将人心的纯洁善良照亮，让每一个人藉着自己内心的力量而获得幸福。这种愿望的实质是，希望更多的同龄校友坚守超越自身利害的人本关怀，坚持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和以祖国为根基、走向世界的志向。

记得我参与调研的一个案件涉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前苏联疆域的种族屠杀，案件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时当事人已是耄耋老人了，然而他身上却背负上了二战后期发生的罪行的记忆。在这里，我愿意冒着风险使用一个绝对性的词语，并愿意冒着不合身份不合时宜的风险来说明这样一种好的判断的原因。